1985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起点，浙江美术学院的85届毕业展，在全国掀起一阵艺术的新浪潮。耿建翌《灯光下的两个人》是此届毕业展中最受瞩目的作品。此作的创作历程意义非凡，它不仅奠定了耿建翌整个创作生涯的风格与基调，使其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占领一席之地，更是整个’85新潮艺术的扛鼎之作，成为中国艺术史重要节点上的有力见证。
八十年代在西方现代艺术如超现实主义，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的影响下，《灯光下的两个人》反映出对生命、主体、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关注。画面中，两个分别身着红、蓝毛衣的人坐在桌前，其中男子正阅读手中的报纸，女子双手相握、神情漠然地直视前方。两个刻意去除特征的面孔直指社会中每个个体，画中毗邻而坐的两人被线条与色彩相隔，他们与观者之间被一条桌子隔离，正如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疏离感。画面整体由大块面和线条构成，以灰白、黑、灰蓝、橄榄绿、暗橘红等彩度极为节制但具有高度对比的颜色铺陈，不需繁复的层次推演却简洁明快地创造出幽沉深邃的视觉效果。
耿建翌曾说，自己是从结构而不是主题开始构思这幅画，《灯光下的两个人》源自他两张静物画的结构，“把静物中的两个空酒瓶在大画上变成了两个人”，“自从接受正规教育以来，一贯是在形象里寻找意义，这次却很怠慢，没有把形象放在重要的位子上”。最早摆脱西方艺术传统再现法则的塞尚曾言：“画家作画，至于它是一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那是一种凭借，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的。”耿建翌在此基础上更近一步，他说：“色彩的因素刺激感官，它的力量有限度，我有意减弱它是为突出刺激精神的形。”
为了突出形式，耿建翌使色彩和形象都退居其次。整幅画整体性与统一性表现明确，线条铿锵有力，统率和分割着色彩。耿建翌曾言，在创作这幅画的后期他偏向于对线的描绘，尤其是对直线的描绘，他认为直线具有某种悲剧的意味，这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罗索•费伦提诺（Rosso Fiorentino）的作品给他的震撼。文艺复兴同样是一个变革的年代，耿建翌在这古典画作中体味到十足的现代主义气息。《灯光下的两个人》冷冽的现代性、强烈的形式感以及个人风格，使其成为特定时代精神的象征。
浙江美院八五届的毕业作品展上涌现出大量实验性作品，展览整体上的现代感引起院内外巨大反响。其中《灯光下的两个人》又是被“大家议论最多的”作品之一（高名潞语）。9月的《美术》杂志第9期刊登题为《浙江美院的一场辩论》的文章，报道因展览引起的争论。10月，《新美术》杂志设立“八五届毕业生创作专题”，刊载了刘大鸿、耿建翌等十余位毕业生的创作感想……以《灯光下的两个人》为首的一批以“传达‘现代意味’为……主导倾向；强化造型语言，抑制表现”的作品，最终导致公众对整个展览的有关“冷”与“热”的争议。
为什么是1985年？当我们了解当时的创作环境，更会惊叹是时代怎样的机缘巧合，才造就了这样一幅作品。据耿建翌回忆，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一些艺术家团体内部会讨论和创作前卫作品。但国情使然，在诸如集体创作或毕业创作的正式作品中，人们还是会进行写实及传统主题创作。学院教育与实验艺术之间关系也不乏紧张。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点燃了变革的导火索，即担任耿建翌班主任和毕业创作指导老师的郑胜天，于前一年刚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他，教学方式使人耳目一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热情。从前的毕业创作有好几道审批流程，从素描稿到大画稿，几番下来，学生的创作情绪都被耗尽，毕业创作就成了完成任务。而郑胜天开了给学生充分自由的先例。譬如耿建翌开始创作《灯光下的两个人》之前，拿着圆珠笔画的极为简略的结构图去请教郑老师，居然一次就获得通过，令艺术家十分惊讶。耿建翌同班学生们的投入又感染了绘画系其他班级、甚至是雕塑系。于是浙江美院1985届毕业展的面貌焕然一新。郑胜天的鼓励使学生们敢于去尝试和展出前卫作品，不但催生出《灯光下的两个人》这一极富前卫精神的作品，更间接成就了一整个时代的变革。用耿建翌的话说，他的到来仿佛“触动了一个开关、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大家意识到——“原来还可以这样画”。
克莱夫•贝尔曾在《艺术》一书中写道：“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情感复兴之前，必须有一场理性的破坏运动。”《灯光下的两个人》所映射出的艺术家形象，仿佛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化的仲裁者。而这种思辨意味又是通过对形式的探究传达出来的。也正是自现代以来，人们对于绘画的自觉，才上升到从过程上去推导其审美价值。因此此幅耿建翌八十年代中期的个人艺术生涯开端之作具有中国现代主义启蒙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觉醒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