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至清末民国，于南北各有一家引领其时画坛。在北为齐白石，在南则为吴昌硕。作为任伯年之后海派画坛领军巨擘，吴昌硕精擅诗书画印，其花鸟画出入青藤、白阳、八大、石涛，能融其长继而自出机枢。作画特别强调以气势取胜，其布局用笔，大气磅礴，作梅竹苍松，主干往往用大笔上下直扫，树叶则多取横斜之势，险中求正，气势憾人。缶翁早年以篆刻书法名世，中年后学画，凡画惯以书法而为，这是他绘画的一个主要特征，也给近代大写意花卉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同时也把文人画对笔墨的追求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吴昌硕凭借着数十年的篆籀隶真功夫，将其意趣融入绘画，或徐疾提按，或抑扬顿挫，依据水墨生发，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无不显示一代巨匠在书与画之间的笔墨妙境。
此册作于1905年，共八开，寓意四季花开，年年兴盛。分别以大写意法写批杷、葫芦、葡萄、柿子、荔枝、凤仙、牡丹、梅花等花卉与果实，虽然均为寻常之物，但因构思巧妙、用笔不凡而趣味横生。吴昌硕的大写意画是从赵之谦入手，上溯扬州八怪以及石涛、八大、陈淳、徐渭，将金石、书法之古拙的笔墨表现力融入画中，形成了笔墨酣畅、色彩浓郁、结构突兀、气魄厚重的画风，从此册中颇可观之。
在《枇杷》一幅中，构图简率而巧妙，色彩鲜艳。枇杷以一笔圈成，未干时点上再点上焦墨，表现出新鲜欲滴、饱含水分的感觉；再以花青、汁绿调写枇杷叶，趁叶色未干之际，以淡墨勾写叶筋，墨色交融。从此幅的格局可以看出，吴昌硕着意求奇，画中果叶偏于左上方，便以大段题跋和印章填充右侧空间，以一段略短的题跋填充上方的一处小空白，从而使画面形成多处大小不同的留白，丰富了画面的空间布置，使之不呆板，气势畅达。
《葫芦》一幅几乎全以没骨法而出，两个硕大的葫芦以藤黄绘出，造型饱满，后面的葫芦稍加冷色，以拉开空间距离；藤蔓以赭石写出，叶片以湿润的石青，融合少许藤黄写出，再以墨线勾勒筋脉。整幅用笔灵活，似漫不经心，随手点染而神采天然，右侧的题跋“胡芦胡芦，尔安所职，剖为大瓢，醉我斗室”，在吴昌硕的葫芦题材作品中十分常见，文中的谐谑之趣与葫芦的稚拙造型正相呼应，强悍的笔力则与葫芦形成对比。
其余的几幅亦各具趣味。如《牡丹》，花枝均聚在画面上方，下幅大片留白，引人遐想。花瓣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层层叠叠，含有充分的水分，显示出动人的光彩；枝叶以石青、石绿晕染出，衬托出娇艳的花朵。《梅花》一幅全以水墨写出，造型简练，梅枝形成一道S形，姿态优美，梅花以水墨圈出，富有韵味。
此册的植物种类繁多，丰富多彩。造型虽夸张，但自然；用色虽强烈，但不艳俗；笔墨虽古拙，但自由奔放。每幅各以行书题写诗句，或长或短，依画面布局精心安排。既独立成作，又相得益彰，可谓集大成者。画家以多样的形式与变幻的笔墨表现出了大自然的生动意趣，既富有生活气息，又抒发了无拘无束的个性。“诗书画而外，兼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后，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的评价绝非过誉。
